东南沿海之地若再生事端，危及到浙直一带，则大明局势必将失控。

即便朕眼下财帛丰盈，但也难以承受四处用兵带来的巨大压力。

故而，对于福建之事，唯有采取招安之策方为上策。

那郑芝龙虽为海盗出身，但其势力庞大，不可小觑，况且他志向不大，只是想做个大明的官员。

招安于他不仅能迅速平定东南之乱局，还可借助其力量巩固海防。

如此一来，朕便可将他纳入朕的商业圈里，创立大明皇家公司日本分公司，吕宋岛分公司。并借此向东南亚拓展业务，彻底撑开一张商业贸易的大网，北到日本、朝鲜，甚至也可以绕过建奴，与那野人女真、山丹人做生意，南到巴达维亚、马六甲海峡。

从而在这大航海时代稳固大明之海上霸权……”

听到崇祯又说出如此令人惊讶的话语，一直将目光局限于神州大地之上、思想传统的政治家以及正统的儒家士大夫杨嗣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

这些话对他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般难以理解。

杨嗣昌缺乏那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法拥有清晰明确的经济战争理念。

在当前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协助崇祯皇帝制定一份详尽细致的军事策略——即“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战略意味着要先集中力量解决内部的问题，平定叛乱和动荡，确保国家的稳定；然后再去应对外部的威胁和侵略。这种思路符合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境，因为国内局势混乱，如果不能先安定内部，就很难有效地抵御外敌。

然而，杨嗣昌虽然能够提供具体的军事计划，但他对于崇祯所提出的更为宏观和长远的观点却难以领会。这也反映出了他们之间在观念和视野上的差异。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得明朝最终未能摆脱灭亡的命运。

而一个具有广阔视野、全面思维能力的领导者，比如加强版的崇祯，或许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挑战，并引领大明走向繁荣昌盛，走向真正的日月共明的大帝国，也可以叫日不落帝国。

“既然陛下心中已有定夺，微臣自然明白该如何去做。

只是对于熊文灿此人，微臣实在难以给予过高的期望。据闻那郑芝龙麾下聚集着众多经验丰富、凶悍无比的土匪与海盗，其人数之众恐不下十万之数，更拥有数千艘战船作为利器。

再加上郑芝龙本就是 当地土着，根基深厚。即便熊文灿真能顺利将其招安，若长期放任郑芝龙在 中左所厦门一带 担任要职，久而久之，恐怕整个闽浙 都会逐渐脱离朝廷掌控，沦为他郑芝龙的私人领地。”

“这些都是以后需要考虑之事，就算朕饮鸩止渴也行。

事有缓急，当前当务之急还是解决北方的边患和那陕西的民乱， 东南的问题还是以和为贵。只有确保东南沿海地区的稳定，朕才能安心与那些来自西洋的洋人开展贸易往来。

而且刚才文弱也提到了，这份从 福建福州送来的紧急奏报应该就是关于那郑芝龙的事。那么朕便拆开来看一看吧。”

崇祯拿出小剪子，剪开了那个标着福建字样的急报。

果不其然，那份奏折之上呈现出的正是熊文灿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在奏疏中声称，如今闽浙地区沿海一带的百姓整日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根本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