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本质即道学，穷理明道之学。”

“道，便是人所走的路，理，为玉石的纹理。道理合并，那就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才能通达，顺着纹理雕刻，才不至于毁坏玉石，才能成器。”

林煜说到此处，顿了顿又看着杨荣继续讲道：“你刚才回答理学之祖为二程，二程之师又为周敦颐，这句话其实不完全正确。”

“大明理学虽然传承自二程和朱熹，但实际上两宋开辟的理学，最初并不止二程一家。”

“北宋晚期，理学兴盛，先后有周敦颐这位理学祖师开创的‘濂学’，再到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新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理学）’，再到苏轼为主的‘蜀学’……”

各家学派相互开宗着书，有如百花齐放，这对宋朝的文学思想发展来说，本是一件好事。

但很可惜……

理学的百花齐放，并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

先是王安石主张熙宁变法，由新学为主的变法派，与旧党的司马光（洛学六先生之一）发起党争，打击所有旁门学派思想。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乃至近现代……），但凡有新学派想要谋求发展，除了自身需要有过硬的思想纲领，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两样东西——官身和皇帝。

没有这两样东西的外力加持，任何学派思想都别想发展壮大。

新学同时得到了二者的支持，新学领袖王安石权倾朝野，又有宋神宗在背后支持，直接将没有任何政治助力的洛学打击的不成气候。

至于苏轼的蜀学、张载的关学……

前者被一路贬官到了海南岛，后者倒是稍微好些，但随着张载熙宁十年辞官归养，关学自此也是一蹶不振。

当然，这二者的学派之所以快速消失，也不全是王安石一人的“打压”。

比如苏轼代表的蜀学，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序录》的评价：“苏氏出于纵横之学亦杂于禅。”

在宋朝理学大发展时期，各家学派实际都喜欢掺杂一些佛学的东西，但唯有蜀学融合最甚，导致蜀学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完全把儒、释、道三家意图融汇在一起。

这给蜀学的发展极大提高了门槛，再加上苏轼在历史上的一系列迷之操作。

他先是对国家的弊端丛生感到不满忧虑，清晰的认识到了国家日益的积贫、积弱局面，因此主张锐意改革，但又极力反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苏轼甚至还曾经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

说人话就是，苏轼认为国家应该注重百姓和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应该着重正人心、淳风俗，而不应该单纯追求变法图强，认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并不合适。

这引起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时不满，然后就被一路贬官，直至贬到了海南岛，几乎等同流放。

但随着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作为曾经跟新法唱反调的“精神旧党”，得以被召回。

而后……

苏轼开喷司马光，认为司马光尽废新法，是在误国害民。

总结来说，就是苏轼有自己认为的一套改革标准，不认同王安石的过激变法，也不认可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的保守行为，再加上苏轼为人太刚，都被贬到地方了，还敢写信大骂权倾朝野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