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4]。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1]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

随着朱元璋的清洗行动展开，他不仅对淮西集团推荐的文官进行了清除，还一并除去了刘伯温生前所建立的浙东文官体系。这一举动标志着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也为新的势力进入核心层铺平了道路。

这一变革中，朱标作为即将接班的太子，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手腕。他选择了一个既能维护朝廷权威，又能体现仁慈之心的策略：对于首要罪犯，他主张严惩不贷；而对于其他从犯及其家眷，则采取了流放的措施。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朱标的果断与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同。

邸报传至北平后，朱棣在阅读了相关内容后心生欢喜。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变革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朝廷清洗文官体系为他日后执政时培养新的行政官僚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批流放者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朱棣深知北方边疆的人口稀少、文教落后是制约地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将这些流放至北方的罪官家眷作为人口补充，同时利用他们的文化素养来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这一提案既响应了朝廷的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这批人的价值，为北方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标在接到朱棣的上书后，经过短暂考虑，决定批准这一请求。他明白这不仅是对北方边疆的一次有益的人口补充，也是对朝廷政策的有力执行。于是，朱笔一挥，批准了朱棣的提案。

随着这一决策的落实，北方的人口结构得到了改善，文教事业也逐渐兴起。而朱棣的这一巧妙策略，不仅巩固了他在北方的势力，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

朱棣在上书并得到朱标的批准后，迅速行动起来，利用这一政策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他积极接收并安置这些流放的罪官家眷。朱棣深知这批人虽然犯了错，但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之人。因此，他命令北平地方政府妥善安置他们，并给予他们适当的生活保障，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北方安定下来。

接着，朱棣利用这批人的知识和才能，推动北方的发展。他鼓励这些流放者参与北方的建设，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设立学校、书馆等教育机构，朱棣不仅为北方引入了新的教育资源，也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氛围。这些流放者的参与，使得北方的文教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外，朱棣还注重从这批流放者中发掘人才。他设立了专门的选拔机制，对于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流放者，给予重用和提拔。这些人在朱棣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朱棣还通过这一政策加强了与北方的联系和沟通。他鼓励这些流放者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增强了北方的凝聚力，也为明朝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朱棣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政策，不仅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朱棣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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