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略一沉思，说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要根据做事的动机和目的，相对而言，这个，我姑且叫作‘相对论’。任何法度，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都应该做到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我把它叫做‘与时俱进’。

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包括元丰改制，都在试图给这个国家注入新鲜活力，这是进步的表现。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事与愿违，甚至恶化。究其原因，一是利益，二是制度。”

说到这，赵构停顿了一下，在想着怎么措辞，无意中看到厅中众人，一个个犹如小学生上课一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大气不出，眼睛直勾勾盯着赵构，像盯着一个天外来物一般。

赵构忽然想起，这是在大宋，不是在后世大学的阶梯教室，自己又开挂了。如此大量的后世信息扑面而来，这几位不困惑才怪。在古代，越是看不透的帝王术，才具有真正的王霸之气，君不见，始皇嬴政的阿房宫，光前殿就占地五十五万平方米，高台达十二米以上，换成现代，你站在相当于七十七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仰望一个站在近五层楼高的人，那是什么感觉？

什么是洗脑？反复灌输，强制接受。当然，对这些精英，不适合这种模式，那就用海量的现代理念去不断冲击他们的大脑，直到他们开始怀疑人生。

赵构于是接着开讲：“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集体、宗族、家庭、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性的东西，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逐利之心，人皆有之。有错吗？没有，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利从何来？利往何去？

韩稚圭言，是取利于民，与民争利。我姑且问一句，民利在何处？我大宋遵循‘守内虚外’之策，朝廷入不敷出，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岁入2224余万缗，支出一半，尚有半数节余；天禧五年（1021年），岁入余万缗，支出余万缗，节余2407万缗；皇佑元年（1049年），岁入余万缗，收支趋平，已无节余；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为余万缗，支出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万缗，出现财政赤字1573余万缗。朝廷收入逐年减少，而支出有增无减，财政赤字数额逐年增加，累世所藏，几乎扫空。”

一大串数字说出来，就像一串串炸雷，轰在大厅众人的脑袋上。这应该是户部尚书的账本子啊，怎的王爷如此精晓？几个人中，欧阳珣、邓肃二人宦海多年，汪、陈二人尚未算真正迈进这个门槛。一番话下来，都不禁心里且惊又喜，惊诧的是赵构一位年轻的王爷，能对下面的事情摸得如此清楚，而且直指户部财政大计，这不是一般王爷所能有的，如此来看，是个不好糊弄的主儿；喜的是，看起来，这位康王赵构，不像东京汴梁城里宫里宫外所传的那样，单是这个思想，这份见识，就比其他王爷高了一头。

赵构继续开挂道：“入不敷出，怎么办？加赋！于是，除了田税外，又增加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折变税等，徭役之外，还有差役，城郭之中，尚有科配，全美先生，在您看来，如此赋役，可还合理？”

欧阳珣汗都下来了，方才是话赶话，仗着文人之气，斗胆和赵构请教，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功课提前来作，但也是有地方从政的经历，自是知道治下小民的疾苦，不少庶民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不得己，将自己的私田投于大户豪绅名下，致使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这些大户豪绅，多有背景，有的甚至就是高官勋贵，名下之田，自是不用交税，国家收入不见增加，只好继续加派，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欧阳珣怎么会不知道呢？

略拭额头，欧阳珣揖礼道：“王爷明鉴，庶民无力支付税赋者，十有八九。”

赵构点点头，请欧阳珣入座，神色庄重道：“虽是如此，自太祖开国，采取之国策的‘守内虚外’，也可以说是‘攘外必先安内’，单从这个政策本身讲，没有错。但刚才我讲了，任何一件事，要辩证的去看，要相对而言。‘守内’，怎么守？守什么？‘虚外’，是对外策略的虚？还是真虚？还是不得不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要出大问题的。对内的本质是什么？小王愚见，觉得应该是国富民强。只有国富民强，才能攘外不虚。”

赵构接过吴喜递过来的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继续说道：“庆历新政也好，熙宁变法也罢，都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这个问题，但为什么都中道夭折，半途而废？我朝历朝历代不乏大智大贤，范文正公和王介甫公，都是大智慧者，其所倡导的改革，也是与时俱进的必然，可为何执行不下去，直到完全废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赵构看了看欧阳珣，说道：“方才全美学生提到‘青苗法’，介甫公的本意是好的，小民无力承担的，由国家先补贴进去，来年还本息，旨在鼓励农桑。‘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本朝万万子民，吃饱肚子穿暖衣，在我看来，是头等大事，介甫公，怕也是这个本意。但有时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动机是好的，但目的往往达不到。个中原因，不知大家想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