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在，生祠已经早就没有对州县官员的加以表彰规劝的作用。

本来为在地方留有美名的官员建立生祠，是地方对他们治理政策的认可，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亦可以实现他们作为一名地方官的最高追求，也是对自己为官生涯的慰藉。甚至成为地方官员合法性乃至权力来源的追求。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盛世产庸吏，现在的大明，承平日久，清官良吏没几个，贪官污吏倒是不少。

他们不但贪财，还贪名。因为他们很清楚，良好的官声对于他们今后的仕途生涯极为有用，他们为了往上爬可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生祠已经成为官员政绩的一部分。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更好的迁转、自身名誉的宣扬等，不论惠政与否，采取自建或请他人建、邀誉于民等方式，用生祠为自己此后的仕途作嫁衣。

赵文华说道：“殿下，陛下早已查知其中情弊，下诏禁止。”

嘉靖确实曾经下诏禁止生祠，嘉靖认为：近年以来，奸民阿奉镇巡司、府、 州、县等官，不问贤否，暨立祠堂、去思碑亭，并私创庵院淫祠，其令巡按御史逐一查毁。

但是实际上嘉靖的诏书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赵文华就说道：“殿下，凡近人所为去思碑与生祠者，我知之矣。或上之人邀誉于百姓，以掩蔽其劣迹；或下之人希其妩仕， 以求媚焉。以此相习为故事，故碑与祠往往不足重也。”

赵文华认为之前以生祠来判断官员施政水平的办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请建生祠成为官员邀誉地方、地方谄媚权贵的政治工具，立生祠成了官场风尚，亦为社会习气，生祠逐渐失去了其德泽在民的象征意义，所建生祠糜财累民，成为腐败工程，反而对民生有碍。

赵文华的话，难得的得到了张居正等人的赞同。张居正从翰林院休假，四处游历，对大明的州县官吏还是比较了解的。

张居正说道：“迩来有司多结纳奸猾耆老、虚名腐儒托之腹心，以扬虚誉。其奸猾无耻之徒，为献谄苟利之术，为之鼓煽，裒敛财赂，为之横竖生祠，逢迎取悦。无耻有司借是以盗名期世，窃取美官。奸险小人借是以笼络有司，希图财利。一人作俑，群奸效尤，如不重惩，何以教化。”

其实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呢？现在生祠遍地丛生，而且从祠祀分布密度来看，冒滥往往产生于有权、有力者。江南为人文之地，财富之区，有权力者较他郡为多，因而生祠冒滥。

朱载坖问道：“赵制军既知此事，为何不以雷霆手段，禁绝此事。”

在朱载坖心里，赵文华作为铁杆严党，和徐阶的清流还有东南士绅是势不两立的，有这种机会，赵文华怎么会轻易放过呢，这可不太符合赵文华这个严党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