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十月底发生的冀西大胜利，却是无法掩盖紧随而来的武汉会战的全面失败所带来的影响。

1938年春夏之时，日军占领太原及临汾、长治等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后，华北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同时开始南下进攻武汉。

因而，华北的日军主力大部分都被抽调到上述两个区域，从而暂时减弱了对八路军各部的进攻压力。

由此，八路军也从此获得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发展时机，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总部紧紧抓住时机，让八路军各部从山区向周边的平原地区开进，并且让八路军各部队迅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而开辟和巩固了之前的山区根据地。

当时间来到1938年的10月底，伴随着徐州会战的失败，进而是武汉的失守，自此，全国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汪院长已经看到了武汉会战的结局的情况下，立刻接见了海通社和路透社的记者，并且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置轰轰烈烈的抗战舆情于不顾，醉心于主和。

进而，在当年月中旬，离开重庆，不久之后，便在报纸上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所谓‘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停战号召。

这一举动，使得举国哗然，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紧随其后，1939年1月，果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果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开始转向对内，由此，国军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红的方针。

在华北地区，在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上任后，很快就背弃了此前同副总指挥、刘师长所达成的合作抗日之协定，同反红顽固分子、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一起，开始加紧扩充实力，同时散布反红、反八路军的一些谣言。

而此人在上台后，立马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撤换了所有的抗日县长，此举，使得河北地区的果红所领导的军队摩擦愈演愈烈。

当时间来到三月份的时候，还不待八路军各部喘口气的时候，阎老西在陕西秋林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取消新军之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同时要求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红党党员放弃对新军的领导权。

而在内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日军也是开始了动作，如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已经换成了杉山元，这个老鬼子一上台，便在39年二月份提出“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一计划纲要，日军以平原为依托，以山地为“扫荡”枢纽，采取集中与分散、“扫荡”与蚕食相结合的策略，企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

他虽然刚刚上台，但经过鬼子各级军官的汇报，现在已经知道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不好打，所以，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在各关键节点驻扎部分兵力后，对节点内的八路军部队集中兵力进行扫荡。

他知道，河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拥有全歼一个大队的能力，甚至于，拥有重创一个联队的实力，所以，他丝毫不敢大意，进攻之中要稳扎稳打，部队不可分散，要通过压缩八路军生存空间的方式，逼迫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其进行决战。

并且开始对一些根据地进行封锁，命令扫荡部队，大肆劫掠平民，企图在经济上困杀根据地的军民。

同时，开始极力拉拢伪军、伪组织、伪政权，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和封建武装，建立伪警备队、伪军警和伪保甲自卫团等武装力量。

这一举动，使得华北地区的伪军数量急速增加，原本整个华北地区的伪军都不到十万，但现在，却是已经直逼二十万的大关而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军民面临着前门打虎（打击日本侵略军）、后门拒狼（防止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不利局面。